一、谁说女子不如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现阶段中国社会中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是否超过儿子，是一个看似难以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进行验证的问题。化学家可以在实验室做可控实验来验证化学定律，农学家可以通过将种植条件不同的地块随机分组，来检验某种肥料对于农作物产量的影响，而经济学家在子女性别如何影响父母幸福感的问题上，既没有办法可控的实验室实验，也没有办法做随机实验。

那么对于女儿是否比儿子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完全束手无策？如果可能的话，又究竟如何该检验呢？笔者参与的一项研究进行了尝试（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我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08年数据，定量研究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我们用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调查数据库——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 2008）。这个数据库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面向18岁以上中国居民的一项微观社会调查，其中不仅包括个人的幸福感指标、子女的数量、性别和年龄，还包括被访者的一些基本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健康等。

为什么在个人的幸福感以及子女的性别之外，还需要其他信息呢？这是因为，个人幸福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与子女性别相关。比方说，受教育程度或者收入水平更高的父母群体，与受教育程度或者收入水平更低的父母群体比较，其子女的性别比可能存在差异，而同时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或者收入水平本身就可能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将这些因素进行控制。此外，基于类似的逻辑，我们还控制了区域层面的一些特征。我们最后用于研究的样本数据，一共包括4309位父母，涉及全国72个地级市。

考虑到幸福感更高的父母也可能生育更多的孩子，从而用子女中有男孩的概率更高，即可能存在逆向的因果关系，同时也考虑到可能存在一些我们没有控制但是对父母幸福感有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与父母是否有男孩的概率相关，即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察的混杂因素或者遗漏变量，因此我们还采用了一种叫做工具变量的方法，以缓解这些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

我们的基本结果是这样的：

首先，和男孩比较，女孩的确给父母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大体而言，女孩和男孩带给父母的幸福感的差别，相当于父母多接受两年教育，或者家庭年收入增加1/3。

第二，女儿给母亲带来的幸福感比带给父亲的更多。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和女儿之间，除了物质上的转移支付和生活上的照料之外，还有更多的情感交流。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所言非虚。

第三，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其性别差异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孩子的婴幼儿期和上中小学阶段（我们将其定义为0-16岁），子女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子女进入就业和结婚生育的年龄段（我们将其定义为17-30岁），则女儿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显著地高于儿子。而在子女进入30岁之后的成熟稳定期，儿子和女儿带给父母幸福感的差异又不显著了。

此外，人们常说“养儿防老”，我们也想看看：在父母的晚年，儿子是否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从经济学视角看，养儿防老的本质，是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而家庭婚姻关系又由父系制度主导的背景下，子女事实上扮演着父母的养老产品的角色，并且儿子在这一功能维度上具有比女儿更高的价值，从而可能给父母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但是，如果这一经济根源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被削弱，则儿子也就不一定能够通过更多地承担父母养老责任而给父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从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基本结论都是：在父母的晚年，女儿带来的幸福感要超过儿子。我们根据是否有养老保险将父母分为两组，发现对两组父母而言，女儿带来的幸福感都显著地高于儿子。

民间还有一个说法：生儿子是开“建设银行”，意思是有儿子的父母得考虑为儿子购买住房。在中国社会的传统中，婚姻中的住房大多由男方家庭提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出现的性别失衡，可能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增大，而住房则成为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取胜的重要筹码，生养男孩的父母也因此而增加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幸福感。如果这一猜想属实，则房价上升会不可避免地增加男方家庭的经济压力。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城市中，更高的房价的确让男孩的父母幸福感显著减少，而在农村样本中，这一影响并不显著。

二、非理性的父母？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虽然儿子事实上并未给父母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中国父母在生育决策上更加偏向男孩，中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仍然在持续上升。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0-4岁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为1.19。一项有着广泛影响的研究也表明，中国16-25岁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而并未因为经济转型和发展以及观念变化而发生变化。对此应该作何解释呢？

上述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假定，那就是父母在做生育决策的时候，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完全理性”甚至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意味着父母的决策环境当中没有不确定性，或者至少父母的预期是完全理性的。但实际上，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人们的选择只有可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

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绝大多数经济行为主体而言，都是事后才能确认的历史。回到历史进程当中去看，则无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未来子女对于自己幸福感的影响，对于当时进行生育决策的父母来说，事前都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即他们极有可能只是有限理性的。

诺奖得主Camerer发表于2003年的一项研究说明，经济系统当中的行为人多数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在决策当中一般只考虑二阶或三阶预期。而给定不确定的环境，习俗和他人过去的成功经验就构成个人理性的重要来源。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North，也特别强调非文化、社会心理、社会规范等非正式约束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对于人们行为的巨大影响，并且对非正式约束超乎寻常的稳定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上文提到的研究也表明，重男轻女等属于文化或者社会规范范畴的非正式约束，的确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仅如此，而且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也迄今仍然没有完成，未来仍然任重道远。

此外，处于育龄期的年轻父母也可能面临着社会学习不足的约束，即没有能够足够全面、清晰地认识到子女性别差异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尤其是不同人生阶段这种影响的差别。由此推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强化的重男轻女观念，及其对父母行为的影响，很可能不会在较短时期内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而只要有一部分父母仍然具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并将其与生育决策联系起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就仍然可能出现失衡。

三、余论

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但经济学究竟是不是、甚至有没有可能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至今仍然有很多不同意见。一种常见的认识是，经济学因为研究对象是人，或者说是人的行为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现象，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对象是没有主体性的物，因此很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

怎么看待类似这样的观念呢？首先要明确的是，经济学的确具有很浓厚的非经验科学色彩。它同时还具有伦理学和工程学的因素，这就是所谓“规范经济学”，即它很多时候都需要做出善恶优劣的判断，并且提出相应的“改造世界”的政策主张。但同时不同否认的是，高质量的规范经济分析一定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基础之上的。所谓实证经济学，就是对现实世界中发生的现象或者事实进行理论解释和经验验证。

那么，经济学有没有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对人类行为作出理论解释和经验验证呢？人类的思维和行动，难道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理性和偶然性吗？我们真的能在理性的基础上，构建出严谨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行为吗？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科学时代到来之前，自然界呈现在人类眼前的，也是一幅幅杂乱无章的图景。无论面对雷电、风雨、地震、海啸，还是生命、衰老、疾病、死亡，人们都只能诉诸鬼神、上天和其他种种难以理解的神秘力量。但人类凭借着自己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理性不断地探索世界的奥秘。虽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没有尽头，但今天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改造世界，极大地造福了人类。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看似杂乱无章的社会现象背后，就不存在一般化的规律。

具体到经济学领域。经济学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简言之，就是相对于人类多种多样而又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人类能够从现实世界中获取的资源，既是多用的，又是有限的。因此，无论是人类个体，还是人类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之间配置有限的资源这样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换言之，无论个人、组织还是社会，都要受制于资源稀缺性这一基本约束。这个约束就像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或者光速恒定一样牢不可破。也正是由此出发，经济学家有可能建立起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理论模型，并对此进行经验验证。

上面介绍的研究，仅仅展示了经济学采用经验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读者当然可以对这一研究的结论持保留意见，但是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研究能够帮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快速找到分歧的原因，并且提出新的挑战，开展新的研究。就像马克思在论述辩证法的时候所描述的那样，对于经验科学而言，所有关于现实世界的命题，即使成立，也都是暂时的。经验科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所提出的关于现实世界的推断或者猜想，不可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有可能被经验事实所推翻的命题。正是这一点，让现代科学生生不息。有志于从事经验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都这么认为。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