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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了研究所的大门，我一直做应用性很强的工作，从核武器到高能激光，其中的工程技术问题很多，这让我体会到了大量基础学科的问题，也尤感基础研究的重要。

基础学科功底深厚的学者，能在重要时刻解决关键问题。

记得在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曾有一份苏联专家提供的学习资料。当时大家对资料中的一个关键数据产生了争议，周光召先生以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证明了数据有误，从而结束了争论。后来的试验结果也证明了他计算的正确性。这是一位科学家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人，坚持唯真求实的勇气和品格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同周光召去意大利开会，会间散步时他对我说：“做国防科研，不能放弃基础研究，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这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有实际指导意义。

我的前辈、同事于敏1966年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时，从物理概念出发，发现打印纸带上一个错误数据，让大家刨根问底，最后发现是计算机一个晶体管坏了，修好后数据就对了。这又是一个物理学家用深厚的理论功底解决实际问题的典型案例。

高水平的应用研究，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深化。仍以“两弹一星”研制为例，我们遇到的很多工程问题都需要靠基础研究来解决。其时，不仅邓稼先等领导同志带领大家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和周毓麟等还为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亲自编写讲义，《爆炸物理》《二维流体力学》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做法提高了我国核物理整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水平，也为一代青年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养料。

在高能激光系统的研究中，我也深切感受到基础研究的重要。自1960年激光被发明后，国内外都为强激光系统做过多轮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我国863计划中激光技术领域的项目启动后，基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分解了高能激光系统，明确了需要从基础研究开始，逐步认识有关的两大物理问题，并掌握七项关键技术。正是在基础研究的推动下，我国新型激光技术的研发达到国际高水平。

反过来，应用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始料未及的新现象，也会打开基础研究的新天地。中子物理学是核物理的核心学科，一般情况下，线性中子输运方程就可以描述核装置（包括核反应堆）中的中子情况。但我们在研究核聚变物理时发现，在聚变反应剧烈时，线性方程不再适用了。于是，我们提出“非线性中子输运方程”的概念，并由此提出了高能中子的密度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核密度，这时就不得不考虑中子之间的碰撞。超高能中子的测试项目，阐明了它对认识武器物理的意义。

上面的几则故事说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密不可分，不仅基础研究有助于破解应用研究中的难题，应用研究中提出的新问题，也会反馈到基础研究中，进而提高整个学科的水平。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