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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尽管人类对气候危机的焦虑与日俱增，有效行动却迟迟落后。人类对气候问题的不作为除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是否还有心理因素的影响？近日，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政策分析师贝特·索内鲁德（Beate Sonerud）在《当代心理学》发表《气候危机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Climate Crisis），分析了人类对待气候危机的深层心理和调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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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审视气候危机背后的隐秘心理

编译 | 宋献琪

图片 | 网络

拒绝气候行动的三种心理

2019年，气候危机获得了主流关注——世界各地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呼吁政治领导人采取气候行动；青少年气候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英国政府宣布进入气候变化紧急状态。几十年来，科学家和活动人士一直在大声疾呼气候变化给社会带来了无数风险。

但经过几十年，我们仍没有解决气候变化带来威胁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的大脑能够迅速解决能够看到、感觉到的具体威胁，即正在发生的威胁，但大脑难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发生在未来的威胁。

尽管气候变化已逐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仍有一小部分人否认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根据2017年的一项调查，4%的人否认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不过，即使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仍然不一定会采取行动。

第一种心理原因是“末日障碍”（doom barrier）的存在。“末日障碍”是一种我们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强大防御。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高温、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让人们充满恐惧。“当我们感到恐惧时，大脑有三个选择：战斗、逃跑或冻结。”巴斯大学研究员卡罗琳·希克曼（Caroline Hickman）解释道。恐惧会导致我们回避对气候变化的思考，大脑会试图避免感受那些不舒服的情绪。

第二种心理原因是认知失调。假设我们进行了一次碳密集型的长途旅行，同时又对气候危机深感担忧，这就形成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冲突，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在心理上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大脑迫切希望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保持一致，但结果往往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来适应行为，因为这比改变行为更快、更简单。这样一来，气候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第三种拒绝行动的心理原因是气候宿命论。2017年的调查显示，14%的人认为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比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人所占比例要高得多。在这些气候宿命论者中，16至35岁的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其中22%的人认为现在遏制气候变化为时已晚。从表面上看，气候宿命论者和否认气候变化存在的人似乎截然相反。但涉及气候行动时，二者都不会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如果气候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你就什么都不会做，因为你的行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气候危机是一个骗局，你也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没必要。

以获益心态应对生态焦虑

近期，生态焦虑——美国心理协会将其定义为“对环境末日的长期恐惧”——正在上升。“对气候危机感到沮丧、不知所措和焦虑是我们大脑的冻结反应。”卡罗琳解释道。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恐惧不是基于眼前的现实，而是基于对未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的不安。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不仅仅影响了成年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身上。

面对生态焦虑者，我们常常试图通过鼓励将他们从沮丧的状态中拉出来。但卡罗琳说，生态焦虑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压抑我们在考虑灾难性气候变化时的恐惧，而应该接受这种感觉并处理它们。“我们需要坦然接受不好的感觉。感到沮丧、无望和绝望是培养恢复力的关键一步。”

卡罗琳表示，与其他有同样感受的人对话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生态焦虑症。一旦我们处理了这种焦虑和绝望的感觉，就可以开始采取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将更可持续和有力。卡罗琳补充道：“作为一种逃避感受的方式，人们往往急于采取行动，但这很快就变得不可持续。”

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不能忽视的是社会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宣传方式。在2017年的TED演讲中，心理学家兼经济学家佩尔·埃斯彭·斯托克内斯（Per Espen Stoknes）指出，我们需要关注个人能够从采取可持续行为中获得的直接利益，而不是试图以避免未来社会风险为基础来倡导行为改变。为了改变行为，对采取行动有何好处的宣传应该比不采取行动的负面风险宣传多三倍以上。譬如说，通过这些低碳行为，我们会具体地得到什么。

少吃肉类和奶制品、改用电动汽车等个人气候行动，往往被看作为未来更大利益而做出的牺牲。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动机，人类厌恶失去远远胜于喜欢获得。一个人减少了碳足迹，并不意味着他会自动受到更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在牺牲，而其他人没有，那么改变行为的动机就会下降。因此，如果想让人们改变行为，应该强调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如何在短期内会提高自身福祉——骑自行车代替开车可以得到锻炼和更多的新鲜空气，还节省了油费；烹饪时用蘑菇和小扁豆代替碎牛肉，不仅对健康有益，还可以减少每周购买食物的费用。基于任何这些行为的改变而减少的碳足迹，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会成为一种奖励，而不是一种牺牲。

能动性和使命感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那些正在经历生态焦虑的人来说。重新获得控制感的感觉很好，并且当人们忙于做一些实际事务时，大脑中焦虑的空间就会减少。甚至对那些因其他原因而感到焦虑和沮丧的人来说，参与气候行动也能为心理健康带来益处。

讲述理想未来的样子

人类的决策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完全是基于理性来分析相对于成本的收益。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决定都是非理性的，且会受到呈现方式的影响，即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架构”。例如，默认选项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选择，如打包时是否默认提供一次性餐具等。到目前为止，默认选项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对气候问题不作为。不过，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也意味着一旦转向更环保的可持续行为模式，它们也会继续。

政府和企业在决定人们生活的选择架构上发挥着核心作用。为了能大规模改变人类行为，默认设置的改变能使人们以气候友好的方式行事变得更加简单。例如，企业能够决定绿色产品在商店中的摆放位置，并通过广告影响社会规范；它们可以决定如何生产和提供服务，并控制创新资金的投入。政府则能够指导创新资金的分配；通过法规和激励措施，影响运输网络和能源以及食品系统。最后，作为个人，人们能够通过投票和游说对政府产生影响，企业也会对他们认为客户有需求的东西做出回应。

人类总是希望合群，周围人的行为会对我们产生影响。2015年发表在《环境心理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告知网上购物者其他人正在购买可持续产品，会使购物者至少进行一次可持续产品购买的可能性增加65%。而对于企业、机构和宣传活动来说，提醒目标受众有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也在参与环保活动，可以让参与人数激增。社会临界点发生在当社会形态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时，当大多数人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和行为，社会规范就发生了转变。

还有一个能改进的地方是，媒体报道往往集中在气候科学的事实上。但对大脑来说，故事而不是事实，更能让人们想象一个理想的、可持续的未来是什么样。2019年的纪录片《2040》阐述了如果我们大规模实施今天已有的气候解决方案，2040年的可持续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根据斯托克内斯的观点，我们需要讲述理想未来的样子，也需要讲述今天正在行动的个人的故事，才能让愿景成为现实。如果被一个故事所吸引，我们就会吸收故事中人物的情感——神经科学研究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使故事结束了，那些感觉，甚至是模仿故事中我们看到的行为的欲望，仍会存在于我们心中。

最后，围绕可持续行为的对话应该建立在对他人经历和感受真正感兴趣的基础上，而作为这些对话的空间，社交媒体可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我们需要尽可能面对面地进行这些对话。”斯托克内斯说，“当我们想到讲故事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电影、电视剧或小说，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其他人的对话中都在讲故事。谈论自己的经历并描述感受，可以让对话在激发行为改变方面更有成效。”

本期责编：宋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