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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中国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出炉，引起一股小小的惊呼潮：

(资料图)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人口全部负增长，上海流出13.54万人位列榜单第一位，深圳则迎来建市以来首次负增长；流入城市则以长沙、合肥、西安、南昌等中西部省会城市为主。

一线城市不香了吗？一时间，各种分析、评论文章很多。

主流观点有三：

一种观点从产业和数据角度分析，认为合理、正确；

另一种观点，比如援引“95后人才吸引力”之类数据，证明一线城市仍然是年轻人才就业首选，且过去这年也是受疫情影响，只是暂时，未来还将回流；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对照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京沪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承受力还可以增加一倍，不仅不应限制人口，反而集中度还不够，还可以增加一倍。

这些观点，都站得住脚，无需笔者再分析。

谈“产业”的人太多了，我只想谈点“生活”——专家谈产业，老百姓讲生活，道理说得再多，老百姓还是在为生活迁徙。

“老百姓”这个话题还是太大，我首先关注年轻人。毕竟他们代表未来。

第一个年轻人，是一位前同事小J。她生于1997年，哈尔滨人，前几年瑞典留学回国，很顺利地申请到上海户口。

上海户口很重要吗？可能我们觉得重要，更何况我在上海生活了16年还没拿到。但对她来说，完全不是。前年，她毫无眷恋地丢掉上海户口，去了成都工作生活。

她属于这代人中家庭条件较好的一批人。在上海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她苦恼于租的房子吊顶上有老鼠跑来跑去，向中介求助，中介有些欺负人，反而说因为是她住在里面，把老鼠带进去的，以前都没有。

另外，城市压力大、节奏快，半年后，她找到一份较满意的游戏类工作后，就头也不回地离职去了成都。

今年，她所在公司形势不好裁员，她又换到武汉的一家企业，虽然同样人生地不熟。虽然她在上海有亲戚，但她压根就没想过回来。她喜欢国风、动漫，对硬核的一线城市并不感兴趣。

她说，自己还特别喜欢那种元宇宙式的“一键重启”的生活，不喜欢就离开，喜欢就去，一键重启，“为什么要耗在一个并不喜欢的地方”？

还有一个97年的年轻人，在北京一家大型科技企业上班，收入很不错。她刚刚结婚，两口子就立马计划离开北京，换个城市生活。他们这批人，并没有我们分析和认为的有“一线情结”，最想去的城市，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成都、苏州、武汉、重庆这类新一线，那里有山有水，生活舒适，压力更小，不那么卷，新机会也多。

他们这代人，骨子里有自己坚定认可的价值观。对不喜欢的事物包括城市，不主动融入，也不想去改变，并不那么在乎，而是会去追寻自己的喜欢，呈现出一种更洒脱和勇于行动的生活乐观。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一方面还在吸引一些年轻人才；但另一方面，一线城市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被他们中优秀的一批人“淘汰”。

产业道理说再多，大数据再分析，也取代不了他们心中的价值观。

第二位年轻人，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弟。

他生于1995年，2014年职校毕业后，跟着同学来到上海，先做了一段时间贵金属销售，底薪4000元，说是有提成，年轻人哪拿得到。后来在川沙一家婚纱影楼学电脑修图，从学徒做起，几经跳槽，随后在金沙江路一家影楼做技术。月薪1万出头，包住，交社保，因为自己的起点不高，对此，他还算满意。

2022年上海疫情，他被封在宿舍数月。几个年轻人，既没有物质准备更没有精神准备，又断了收入，生活非常困难。6月刚放出来，他就立马买了张火车票回老家江西宜春。

毕竟是上海回来的技术人员，在地级市算降维打击，很快找到一份大型婚纱影楼的工作。Title是总监，收入与上海差不多，只是没社保，一周单休。对此，他也觉得挺好。

说起生活，他觉得在哪都差不多。“上海娱乐、休闲的地方丰富一些，更方便。老家有山有水，更天然一些，露个营、BBQ一下，挺舒服”；

“老家更烟火气，但人的素质也低一些，路上还是有很多晃荡的人。我住的地方靠夜宵街，晚上吵吵囔囔、骂骂咧咧的人不少。上海的城市文明就要高多了”；

“一线二线三四线，各有各的好。一线机会多，规范，包括福利，适合上班。但不会有归属感，自己的能力不够。小地方工作机遇少，好的单位就那么两家，换工作就是从这家跳到另外一家，没有第三家”；

“不过小地方适合创业，门槛低。我有一个前同事，攒了点钱开了家宠物店，每个月能赚几万块。大城市创业成本太高”……

问起未来，他没有去想，“下一步，也许还是回上海，或者去杭州，或者去深圳，也有可能继续呆在老家”。对他们这个行业来说，技术人员在哪都差不多。

他还有一个前同事，在网上有自己的客源，后来回老家乡下带孩子，只要在网上接接单，每个月也能赚七八千元。

对我们分析来分析去的这一切，他有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哪都差不太多，爱咋咋地”。

接下来两位选择更不一样。

小姑娘何然，1999年生，2021年大学毕业，在重庆一家酒店集团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返回家乡重庆酉阳县何家岩村，做了一名“乡村CEO”。现在村里的旅游股份合作社负责行政工作。

刚毕业时，她并不想回乡，“想挣脱父母的管制，也觉得还是大城市好，动动手机就可以买东西、点外卖，有一点新鲜感”。但疫情反复，对年轻人的就业冲击很大。正巧2021年酉阳县委县政府联合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中国农业大学，在何家岩村推动共富乡村建设试点和乡村CEO培养，在一位乡贤长辈的鼓动下，她才选择回乡工作。

“毕竟是腾讯的项目，高大上。”但她在心里，还是想着先干两年，等疫情结束再出去找工作。然后做着做着，越来越开心、满足。

她的工资3500元，跟留在重庆工作的同学差不多。显然，3500元在重庆会很拮据，但在乡下，压根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大部分能存下来。

关键还在学习、成长。她不喜欢城市标准化的工作，而她现在的乡村工作，什么都得会。从与腾讯为村团队协调、沟通，到参与建设合作社的民宿、会议中心，从入住的客户服务，到合作社的公众号运营、写稿、拍摄，从看着天儿、数着节气策划稿件，到与村民的沟通、乃至吵架，她被逼成全能，又觉得十分充实。

她说，在城市，以前自己是“工具人”，只知道采买花钱，再对接相应的人做事。在乡村，什么事都得自己做。“买一个东西，要知道放哪，如何安装，会不会闲余。以前学一样东西，三天就放弃了，持久力不高，太复杂了，回来后，跟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每天都在思考和学习新东西”。

“我把外面、或者跟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学到的东西，联接到乡村，再把这些东西优化。比如老百姓看到‘云稻米’（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支持村民数字化云种植和销售当地优质大米），能赚钱了，就都想参加……虽然也有矛盾，上一代人是苦过来的，把自己的利益、眼门前的东西看得太重了，没想长远，改变起来很慢，有时还要吵架。但看到业态起来了，钱进老百姓的口袋了，大家被带动起来了，就特别有成就感。就感到，还是有一些东西属于我”。

还有情感的收获。“在城市是机械的，在农村不机械，每天工作生活都从互相打招呼开始。父母年纪大了，吃饭也少，以前在城市的亲情联结有点虚伪，就是过节回家跟父母吃两顿饭，回家也是玩手机。现在，陪着父母慢慢变老，父母也看到自己的变化，觉得很幸福。”

何然的搭档何权艳，两人同龄，从小一起长大。何权艳去年从重庆一家职业技术学院毕业，毅然回老家和小伙伴一起工作。

她说，自己的大学室友、很多同学都留在城市上班，比较颓废，都是盼着一天时间早点过去，周末、节假日早点来，什么时候发工资。而她，每天在一项一项具体的事情中忙到累瘫，没有空余时间去想，到晚上倒头就睡。很充实，还时常忘了发工资的日子。

她回忆说，村里的电是她出生那年才通的，上学时，每天要走一个半小时山路，上初中就更远了，要爬十座山。近两年，腾讯助力当地政府试点共富乡村建设，村里年年巨变，“周围的村，经常跟我们说，我是哪个哪个村，准备什么时候来学习、交流，有时不得不拒绝，因为实在太忙……每一个业态我们都参与了，想想变化还有我们的功劳，还有点小小的骄傲。”

两个小姑娘，都很有活力、很能干。她们搭档，接待一个二十余人的，由腾讯SSV（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副总裁带队广东省委办公厅等来宾考察、酉阳县县委书记接待的活动，一点都不怯场。在跟县委书记的沟通交流中，也十分自信和自然。这份综合能力和精气神，怕是要秒杀大多数城市同龄人，包括知名高校毕业的年轻人才。

她们还说，他们这代农村大学生，毕业前普遍比较迷茫。不知道去城里做什么，也不知道回家能做什么。同学们在朋友圈看到她们在乡村的工作生活状态，都觉得有意思、羡慕，也开始想回家乡发展。她们村，目前就已经有10%-20%的同龄大学生选择了回乡发展。

城乡教育的差距，在她们成长的这20年间发生了巨大撕裂。八九十年代，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城乡教育还相对公平，虽然普遍要进城读高中，但努力学习，跟上城市节奏，不少人还能考个985、211。到她们这一代00后左右，农村孩子能考个211，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大多数农村孩子，只能考个地市级本科、民办本科，或者大专、职业院校。

对这些出身农家、学校又一般的孩子来说，不要说一线城市，城市本身，都没那么香。一群人有一群人的活法，从城市回到乡下，也没什么不好。

曾经上几代的人，称80后是“垮掉的一代”，我们继而凑在一起，称90后是“非主流一代”，然后再组团起来，称00后是“躺平的一代”。

时代弥艰。

我们80后一代大学刚毕业时，哪怕一个普通本科，也可以在大城市立足，踮踮脚，还可以在北上广深安家立命。

再十年，90后们毕业的2010年代，也还有点机会，但此时，我国的产能过剩、实体困局日益明显，转型升级成为主旋律，内卷已然开启，靠自己在一线城市扎根已经很难。

再十年，等到00后们毕业进入社会，已经是一个严重内卷、毕业就有可能失业的形势。（注：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3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但是，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达20.4%。） 

尤其对家庭条件和毕业院校都不算特别好的孩子们来说，不要说一线城市，其他大城市要立足都困难。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房价、教育成本高企，社会福利滞后、分配不均，阶层固化和内卷加剧，2022年，我国的人口生育率降到不足1.1（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只有正常更替水平生育率的一半。这个数据，发达国家平均是1.6，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是1.3，只有喊出“亡国危机”的韩国比我们低，0.78。

大国大城式的聚集，当然会带动产业、大数据和GDP，但也必然有其巨大成本。我们的城市中产陷于内卷，越来越不愿生孩子，年轻人选择躺平，不反抗也不合作，干脆不婚甚至不谈恋爱，一场人口危机正日益迫近。

我们不能一直把社会发展成本推给年轻人，尤其是家庭、教育背景都不太好的多数年轻人。

最后，我们也无需悲观，反而要向年轻一代学习随和和乐观。

正如80后没有垮掉，90后开始引领时代主流，00后，也不会真的在躺平中走向颓废。迎面而来的时代，是一个不同于工业化集中生产时代的知识化、数字化时代，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正逐步构架出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新时代。

便捷的信息流动、社交、人机交互，对人来说，是又一次根本的解绑。年轻人无需为了获得产业的收入而必须忍受大城市的成本、尤其是身心成本，譬如我表弟所处的行业，在哪工作收入都差不太多，只要用好网络，在乡下工作也能获得一线城市80%的收入，而乡下生活的成本，也许只有一线城市的20%。

而且，这样的行业正越来越多，年轻群体一代中的“数字游民”们，抱着一台电脑，就可以去他任何想去的城市乃至乡村工作，更高质量地生活，而无需为了生存事事压抑自己。

过去中西方城市工商业发展经验证明，市场的确需要集中，但这些年的中国，基础设施带动、东数西算、产业转移、疏散京沪人口、国家中心城市带动、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发展经验，以及人口流动数据、年轻一代的实际生活选择，都证明了，人类并不只有不断集中这一种活法。适度分散、均衡一点、随和一点，或许要优于一味集中。

经济不是人的意义，生活才是。“人往高处走”，未必尽然，适当往低处、往空下来的地方走走，或许更划算、更现实、更有生活的意义。

要看到，人为了生活的流动，以及精神上的能动性，也可以反过来促进产业。比如上述返乡年轻人带动的乡村振兴，比如一些年轻人持续流入城市的产业活力与潜力。

我欣喜于，时代终究还是在发展。

年轻一代们，无需像我们以往那样苟且，逼迫自己去迎合，改变自己去融入。他们远比我们想象得自由、洒脱。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一线城市月收入2万，与省会城市的1.2万，县城的五六千，乡村的三千多，其实际价值、“获得感”并没有本质差别。因为，所得和所失是成比例的，更高的收入，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包括身心和精神成本。

无所谓几线，无所谓聚集。想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去寻找，去安居乐业，即是幸，即是福。

作者：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梁建章，《人口战略》。

「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