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主义”(Indigenismo)既是关注美洲土著人历史传统的社会文化概念，也是探讨美洲国家历史进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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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秘鲁而言，以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áles Prada)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者率先反思在与智利争夺硝石产区的过程中，国家战败并走向崩溃的原因，进而提出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位、维护土著人权益的土著主义。

从官方视角来看，执政者基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塑政府权威、实现民族整合的长远考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土著主义思潮，将解决内陆山区土著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纳入政治考量。

由于受到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该时期的知识分子坚信教育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公正，发展面向土著人的大众教育既可以在物质层面上使其获得维持生活的实践能力，又能从精神层面上培养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

这种注入新实证主义养分的土著主义以国立圣马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为平台，向执政者发出政策建议的声音，直接推动了文官主义政府的教育改革。

此后，以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为代表的土著主义者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土著人问题，主张消灭代表封建残余的大庄园制度，将土地分配给土著农民，恢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土著村社。

由此，土著主义的内涵从社会文化范畴延伸至政治经济领域，这种历史流变为秘鲁政府调整土著人政策提供了推力。

土著主义作为维护土著人生存和发展权益的思想、政治运动，在国外史学界不无关注。

然而由于它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相关研究关注视角也不尽一致。

美国学者侧重于探究官方话语下的土著主义以及土著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

例如，托马斯·M.戴维斯(Thomas M. Davies)以考察秘鲁不同时期对土著人的政策为出发点，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虽然都认识到将土著人纳入到国家主流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族群的孤立状态。

玛丽亚·埃莱娜·加西亚(María Elena García)从多元文化发展的角度论及秘鲁的土著人，探讨了官方的教育政策在塑造土著公民方面的作用。

豪尔赫·科罗纳多(Jorge Coronado)从现代性的角度溯及土著主义，他将官方发展土著传统文化的过程视为建构“想象中的安第斯社会”并试图抵消殖民统治时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尝试。

秘鲁学者马里索尔·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则从历史学和人种学角度入手，认为“文化”和“阶级”的话语虽然取代了“种族”的话语，但隐晦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霸权依旧笼罩着库斯科。

上述研究为关注秘鲁的土著主义提供了诸多线索与思路，但仍缺乏就该主题系统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秘鲁以恢复土著传统文化、维护土著人权益为取向的土著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简单的保护原住民的思想、政治运动，也不只是政府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表达，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它与内嵌于秘鲁社会的种族、传统和文化的二元分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是为应对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尖锐化的种族冲突的求解，安抚、消解由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长期把持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对土著人带来的痛苦。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土著主义对秘鲁政府制定土著人政策以及构建对历史传统的科学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拙文拟从以上视角，尝试对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进行审视和探讨。

硝石战争与土著主义的兴起

任何一种思想、政治运动都有其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就秘鲁的土著主义而言，在硝石战争中，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之间暴露出来的种族矛盾则是其主要根源。

战争使长期垄断政权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陷入统治危机，他们在强制征召土著人参加战争的同时，继续实施剥削和奴役土著人的封建大庄园制度，引起底层社会的强烈不满。

战争的失败将秘鲁推向崩溃的边缘，土著人发动的反对政府强制征税的起义、开明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的反思和执政者恢复统治秩序的需要共同推动了土著主义的兴起。

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曼努埃尔·帕尔多(Manuel Pardo)总统就注意到了土著人边缘化的问题，提出通过教育的方式整合土著人。

然而，地方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官员担心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权威而提出强烈反对；天主教会声称，建立土著人与“腐败的”城市社会的联系将威胁土著人的“纯洁性”,对该计划同样不予支持。

面对多重阻力，帕尔多提出的发展土著教育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其态度表明一些重要的文官政治家开始关注土著人并试图采取扶持措施。

1879年，秘鲁、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爆发硝石战争，智利因获得英国的支持而实力大增，秘鲁与玻利维亚则因军备落后、准备不足、组织不力等原因惨败。

对秘鲁而言，硝石战争如同一场国家的灾难，被掩盖的种族冲突愈加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味维护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罔顾土著人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战争初期，面对智利的强势进攻，秘鲁将领安德烈斯·卡塞雷斯(Andrés Cáceres)率部队撤退至安第斯山区，动员受到入侵者劫掠的广大土著农民发起持久的抵抗运动。

卡塞雷斯利用其能够讲克丘亚语的优势，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号召土著人保护自己的土地、赶走侵略者，迅速建立了由约5000名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伍。

1882年7月，在曼塔罗峡谷，游击队发起猛烈的进攻，重挫智利军队，有效地牵制了敌方的军事行动。

此后，越来越多的土著农民参与到武装斗争中，他们将自己视为“爱国者”,抨击向智利军队投降的文官政府。

土著人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使上层社会感受到威胁，卡塞雷斯在同利马的政治精英达成秘密协议后，也一改与土著人结盟的立场，将矛头对准了曾给予其极大支持的盟友。

在官方的策划下，土著人在游击战中抵抗智利军队的贡献被刻意抹杀。

战争结束后，土著人的社会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

1885年年初，秘鲁北部安卡什区的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诺列加(Francisco Noriega)宣布对土著农民征收两索尔的人头税，使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土著人不堪重负。

该地区的土著领袖佩德罗·巴勃罗·阿图斯帕里亚(Pedro Pablo Atusparia)率领其他24名土著人代表向诺列加提出减少人头税额并延期缴纳的申请，但却遭到拒绝，他们还被指控搅乱社会秩序，受到辱骂和严刑拷打。

几天后，大量土著人在安卡什区首府瓦拉斯(Huaraz)集会，要求释放佩德罗及其他土著人代表，地方政府通过枪击予以回应。

土著人与克里奥尔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4000～5000名土著人开始攻打瓦拉斯，他们夺取了该城市并释放了被监禁的土著领袖。

虽然这场地方起义最终被调遣自利马的军队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平息，但却反映出内嵌于秘鲁社会结构之中的种族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尖锐化的程度。

大量土著人参与武装暴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土著人问题。

他们批判秘鲁历史上对土著人持续的剥削，相信如果不处理好土著人问题，国家将永远受到暴动的威胁。

一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官方对土著人的忽视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如果土著人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社会并建立起共同的民族认同，就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进而扭转战局。

19世纪末期，以加强国家干预、反对压迫土著人为核心的新实证主义开始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

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卡洛斯·利松(Carlos Lissón)提出，懒惰、迟钝和酗酒等所谓的土著人特征并不是由种族“劣根性”造成的，而是由于其生活在狭窄空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土著人始终保持着在土地上勤勉工作的精神，应该团结土著人以推动国家的发展。

法学家马里亚诺·H.科尔内霍(Mariano H.Cornejo)同样对种族决定论进行猛烈的批判，认为教育的不平等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对教育进行系统的干预，实施面向土著人、不具有性别歧视的普遍义务教育，培养土著人的实践技能，从而使其过上“能够维护权利和尊严的生活”。

作为重要的新实证主义者，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通过写作和公开演讲的方式为土著人发声。

普拉达出生在富有的西班牙移民家庭，曾参加硝石战争并因战败被俘，智利军队结束对利马的占领后将其释放。

普拉达在战斗中见证了穷苦土著人的英勇牺牲精神，批判国家长久以来对土著人的榨取性政策，决定将捍卫土著人权益作为其奋斗的事业。

1888年，普拉达在演讲中提出，统治阶层的分裂和国家对土著人的忽视导致了硝石战争的失败。

他认为，在战争面前，秘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力量，“利马的统治集团由治理者、密谋者和冷漠者三种人组成，士兵集结在不同的政治团体下，没有将智利作为共同的敌人，因此，秘鲁不可能取胜。”

他还强调，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不能代表整个国家，只有居住在安第斯山区、从殖民时期就受到忽视和奴役的广大土著人才能代表真正的秘鲁；地方法官、行政官员和教士相互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碍了土著人的发展。

为了改变土著人的边缘化处境，普拉达呼吁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相信只有使土著人走出隔绝状态、真正融入社会，才能使秘鲁以“骄傲的胜利者”的身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

普拉达以面向民众进行激昂演讲的方式获得关注，文学界也开始将视角聚焦土著人，以安第斯地区的土著农民为主要题材的土著文学悄然兴起。

1883年10月，智利军队撤出首都利马，该城市随即展开大量的政治文化活动，抨击内陆省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地方寡头垄断政治权力、土著人长期受到压迫等问题。

19世纪末期，现实主义作家梅塞德斯·卡韦略·德卡沃内拉(Mercedes Cabello Llosa de Carbonera)开始关注土著女性群体，指责教育的不平等、父权制的长期压制和地方教会的腐朽堕落束缚了安第斯女性的自由发展，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霸权进行激烈的批判。

克洛林达·马托·德图内尔(Clorinda Matto de Turner)的代表作《无巢的鸟》以浪漫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土著人遭受奴役的悲惨生存状态，表达了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应帮助土著人融入社会的强烈愿望，开创了土著主义文学在美洲之先河。

19世纪末期土著主义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官主义政府出于恢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重塑政府权威、实现民族整合的长远考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利用在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土著主义，将解决土著人贫困与落后的问题纳入政治考量。

面对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恢复经济秩序是当时的执政者亟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统计，1883年秘鲁的进口降至1840年的水平，以蔗糖、棉花、白银为主的出口降至战前的1/4,硝石和鸟粪的出口几乎全部丧失。

金融系统也受到严重的破坏：20家主要银行经过战争的洗劫后所剩无几，政府为向债权人支付借款，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白银在该时期大量流失。

原有的社会阶层同样受到巨大冲击，大资产所有者群体几乎被全部摧毁，中产阶层人数从2万多人降至2000余人，流浪者人数接近50万，整个国家陷入赤贫化。

政治冲突和种族矛盾是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